战略科学家成长需厚植“沃土”

作为支撑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力量，战略科学家站在国际科技前沿、引领科技自主创新、承担国家战略科技任务，也是近年来我国人才培养和使用的重点。

然而，当前我国能跻身国际前沿、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科学家还远远不够。战略科学家的发现、培养和使用还存在一些亟待优化的突出问题。

结构、体系尚待健全

当前，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成为世界第一，但人力资源密度却偏低。据科技部《中国科技人才发展报告2020》显示，2019年全国研发（R&D）人员总量达到712.9万，但在R&D人员全时当量中的占比仅为43.9%，而世界主要国家都在50%以上，韩国R&D研究人员占比更是高达81.5%。这表明我国科技人才队伍结构有待优化，R&D人员投入强度仍然偏低。

在部分重点领域的顶尖人才储备方面，科睿唯安2021年度“高被引科学家 ”名单中，中国内地共935人次入选，占比14.2%，位列世界第二。这一数据虽然远高于2018年的7.9%，但与榜首美国2622人次入选、占比39.7%相比仍有较大差距。同时，内地上榜科学家所属学科主要为化学、材料科学和工程学等，在生物化学、临床医学、免疫学、微生物学、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、神经科学等领域人数较少。

一方面，我国战略科技人才储备结构性失衡亟待进一步优化；另一方面，战略科学家的发现和培养体系也有待进一步健全。

比如，当前我国发现和培养战略科学家的路径、手段比较单一，主要通过在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担纲领衔者中发现和培养“首席科学家”。高端研发平台作用发挥不足，欠缺能够集聚顶尖人才、开展高水平项目研发和高协同技术攻关、起到世界引领带动作用的大平台。此外，重大科技项目立项和组织管理方式尚待优化，战略科学家的主体地位有待提高。

再比如，科学家在25~45岁时最富有创造力。对43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统计发现，获奖成果产生时年龄在45岁及以下者占总人数的81%。当前，我国青年科技人才培养中，依然存在着疲于跑项目争经费、急于出成果评职称等问题，青年科技人才在绩效考核、非升即走、学术资源竞争、薪酬待遇等方面均有较大压力。

此外，教育在战略科学家培养中的基础性作用也亟待进一步加强。一方面急需在高等教育中深化科教融合、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机制；另一方面，高质量的基础教育同样至关重要。

当前，我国教育体系存在高等教育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作用发挥不充分、科技人才培养与科技产业发展紧密性不强、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衔接不畅等问题。